物资都已经在年关时拨出去了，在进行战事的时候，也不适合再进行更多的制度改革和人事变动，而当以稳定为上。故而陈冲一时间闲了不少，连带着司隶府都变冷清了些。
太学博士祭酒赵商眼看陈冲得空，便请郑玄之子郑益恩出面，延请陈冲到太学中来讲学，以缓和两门这两年来较为生份的关系。陈冲也不好拒绝，到了四月庚子的时候，他便带着诸葛亮、庞统等学生到太学中做客。
本来在炎兴七年的大变之前，长安太学颇有起色，虽不复雒阳旧观，但放眼天下，也只有刘表的襄阳学宫能相提并论。但吕布之乱后，关中死伤甚大，原本从关东蜀中前来求学的青年，都由此纷纷逃难回乡。更别说太学又疑为天子一党，愈发不得势，即使八年时陈冲来过几次，也于事无补。如今的太学只剩下千余人，在空旷的庭院石林之中，往往百余步不得见人，显得极为寂寥。
这一日陈冲来太学，博士们就在陈冲当年督造的《国史》碑林中摆席设坛，让陈冲主席。陈冲也不客气，当即在学生们面前畅谈《春秋》，从各派嫡流中讲述释经的异同。但陈冲谈话向来发散，他在谈了些具体的史料后，忽然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仲尼着《春秋》，字字针砭，到底是良史，还是恶史？”
赵商很快答道：“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，考其真伪，而志其典礼，上可遵周公之遗制，下大明将来之法。自然是良史。”
陈冲说：“既然是史书，怎可遵遗制，明后法？”
在一旁的庞统闻言，即刻笑道：“老师是说《春秋》是经不是史啊！”
陈冲微微颔首，又抚须道：“本来如此，史是万经之基。当以直笔详录为上，若不能知其全貌，便不足以分辨是非，更不能说是真明经。《春秋》虽不曲笔，但所谓微言大义，却是我不喜的。”
说到这，陈冲见众人若有所思，便又叹息道：“人心易变，自古最难得的是什么人？是纯质之人。自古最常见的是什么人？是反复之人。陈平自保而成功，董狐直笔而死亡。但人偏偏只有活着才能做事，所以很多功过，是说不清楚的。而着史，说到底是一件活着的人给死人写书的事，而后活着的人也将死去，只有史书能留下来。针砭功过还是留给后人自己吧。”
话题到此算是告一段落，但陈冲其实还有一些话没说。他方才说到陈平董狐时，其实下意识地就想在说年轻时在阳平里和关羽议论时，谈到的对刘秀的评价，但话到嘴边，又想起来这是在大庭广众下，不适合直言，这才又隐去了。他不无自嘲地想：有些话尚且不能出口明言，又如何直笔写史呢？我也是有些自欺欺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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